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厨房水池边，用牙刷柄抠着紫砂壶底那圈顽固的茶垢。水龙头开着细流，水珠溅在玻璃窗上，在晨光里划出一道道蜿蜒的痕迹。壶身是父亲二十年前在宜兴买的，深褐色泥料里嵌着细小的金砂，泡了这么多年普洱，壶嘴已经泛出油亮的包浆。 “妈，你看见我那件灰毛衣了吗？”女儿揉着眼睛靠在门框上，睡衣领口歪到一边，头发炸成鸟窝。我指指洗衣机上面的晾衣架：“昨天你脱在沙发上，我顺手洗了。”她“哦”了一声，转身时碰倒了窗台上的绿萝，泥土撒了一地。我叹口气，放下牙刷去拿扫帚，忽然瞥见壶盖内侧刻着“甲子年秋”四个小字——那是父亲退休那年，特意找了老匠人刻的。 上周去社区医院打疫苗，排在我前面的是位穿藏蓝工装的老太太。她攥着医保卡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水泥灰。“姑娘，”她转头问我，“这针打完能管多久？”我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她是在问护士。护士戴着透明面罩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半年到一年，具体看个人体质。”老太太从布包里摸出个塑料药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颜六色的药片：“我天天吃这些，会不会影响效果？”护士接过药盒看了看，说“降压药没事，但阿司匹林要停三天”。老太太“哎”了一声，从裤兜里掏出个小本子，用铅笔歪歪扭扭记下“停阿斯3天”，字迹重得把纸都戳破了。 下午送女儿去画画班，路过小区门口的修鞋摊。老张头戴着老花镜，正用锥子给一双皮鞋钉掌。他脚边的工具箱里，锤子、钳子、磨刀石摆得整整齐齐，最上层放着个褪色的铁皮糖盒，里面装着各种颜色的鞋钉。“张爷爷好！”女儿蹦过去打招呼。老张头抬头笑了笑，脸上的皱纹堆成沟壑：“妞妞长高啦？”他从糖盒里挑出两颗水果糖，剥开糖纸塞进女儿手里。女儿剥开一颗放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张爷爷，你牙齿怎么少了一颗？”老张头哈哈一笑，指了指工具箱：“被这锥子硌掉啦，去年修鞋时手滑了。” 傍晚去菜市场买鱼，卖鱼的大姐正蹲在摊位后刮鱼鳞。她穿着橡胶围裙，头发用发网束得紧紧的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。“这条鲫鱼新鲜，”她用铁勺敲了敲塑料盆，“早上刚到的。”我蹲下挑了条半斤重的，她接过鱼往秤上一放：“二十三块五，算你二十三。”我扫码付款时，她突然说：“妹子，你鞋带开了。”我低头一看，左脚鞋带不知什么时候散了，正拖在地上。她放下鱼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蹲下来帮我系了个死结：“这样跑不散。”我道了谢，提着鱼往家走，忽然想起十年前刚搬来时，也是在这个菜市场，我因为不会挑鱼被摊主嫌弃，是这位大姐教我如何看鱼鳃、摸鱼身。 晚上给父亲打电话，他正在小区里遛弯。“爸，你血压药吃了吗？”我问。电话那头传来沙沙的脚步声：“吃了吃了，你妈盯着呢。”我听见母亲在背景里喊：“别老吃咸菜！”父亲笑着应：“知道啦知道啦。”我盯着书架上那把紫砂壶，壶嘴还沾着早上没擦干的水渍，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